当年秘书课程毕业后,在无心插柳的心态下陪几位学院朋友到Subang Parade Parkson 应征秘书一职。本来只是想凑凑热闹,完全没考虑过要参与面试。后来在朋友的游说之下,才填了应征表格。
没想到,当天竟被选中当一位台湾老板的秘书,原因是,我是唯一懂得读写华文的应征者。
那是一间台湾眼镜公司的总部,位于Parkson 里头的某个小空间。小小的总部,只有我和邱董俩人负责打点每家眼镜分行的一切。
从看货,买货,标价到送货,甚至面试新店人员都由我们俩人一手包办。邱董一个月至少有两个星期需回台湾开会,那时,就只剩我一人拼到几乎每个晚上十点才收工回家。
那年,未满廿岁。但对工作的热忱与耐力却已超乎了自己及别人的意料之外。每天分秒必争的忙得不可开交,却一直享受其中,任劳任怨。
因为勤奋,因为有邱董的信任和支持,八个月后,我被升职当Operation Supervisor。
之后,更是忙上加忙,除了照常打点公司里的一切,还得驾车出差到外地开新店,帮新店设计橱窗摆设,安排新人就位。。
超忙,却始终忙得开心,心里头总是带着满满的成就感,和对邱董的感恩之心。
只是,好景总不长。
未满一年的某一天,邱董心情低落的告诉我一个坏消息。说大老板为了让儿子‘上位’,正在将旗下的‘老将’一一铲除。不幸的是,邱董也是其中之一。他还说,也许我们将会因此各奔前程。。
我一直希望事情不会发生太快,但是消息刚到不久后,大老板就带同小老板从台湾远道而来查探公司行政的实际情况。
当天,大老板在公司里与我碰面时,还仔细打量了我一番。也许邱董曾在他老人家面前提及我的办事能力佳,大老板也因此很客气的亲自向我道了一番谢意。
之后,大老板借故把邱董派到北京就位,换来了另一位台湾经理,汪先生当我的上司。
岂知,邱董在北京工作期间遇上水土不服,还被送入院。后来更不幸的一只耳朵因此永久性失灵。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我心疼的哭了一整天。
后来邱董为了养伤,也因为对大老板的失望而辞了职。失去‘依靠’的我,也决然离去。即使大老板三番四次要求我留下,我还是说走就走。
当年,也许很年轻,容易把‘义气’当饭吃。
对于邱董受到不公平对待,我常常沉不住气。而且对大老板的那份恨意难消,导致我和汪先生常常合作不来,有时还特地和几位同事一起刁难他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,还真对他感到抱歉。
和邱董离别至今也已近二十年,我始终紧记着他当年对我的眷顾。
很遗憾的是,当年分手,没有机会,也没有现在的这般勇气向他道谢。
如果可以,我希望可以再和他见一面。
如果可以,我希望他听得见,我内心深处对这第一份工作,和对他这位好老板的永远怀念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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